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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蒙得维的亚(蔡天新)

蒙得维的亚(蔡天新)

  1失而复得的旅行

  我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上帝的一个赏赐。此事必须从我离开麦德林前夕收到的那张双程机票说起,由于巴西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迟迟没有给我签证,机票在我启程的头两天才从蒙得维的亚寄出,通过FedEx快递公司送达时,离开我出发去里约热内卢参加首届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区数学家大会只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尽管那个美妙的下午我一边忙于整理行装,一边憧憬着第一次飞越赤道线到南半球的幸福时刻,依然敏感地发现,回程机票的第一联没有了,接着又发现,去程机票的最后一联也没有了。我随即与蒙得维的亚方面电话联络,由于现任拉丁美洲数学会主席是乌拉圭人,所有机票授权给蒙得维的亚而不是会议举办地里约的旅行社办理(这里面是否蕴涵着官僚主义或经济利益我就不得而知了)。数学会秘书卡罗琳娜小姐告诉我,机票的起点和终点原来均为蒙得维的亚,按照主席先生的指示,由于像我这样的与会代表只到访里约,因此从蒙城到里约的那两联机票就被她收起来了。

  当天夜里,我给卡罗琳娜小姐发去一封措辞考究的伊妹儿,重点强调蒙得维的亚对我个人来说意味无穷,恳请她把那两联机票寄到里约我的老同学那里,并表示绝不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别的数学家,而他们也不会像我这么敏感。对此我有较大的把握,因为这不会给数学会增加任何经济方面的开支。在请示过主席先生(他要秘书提醒我数学家大会以后蒙得维的亚的大学都在放寒假,他本人也要去欧洲,言下之意是让我不要增添他接待工作的麻烦)以后,卡罗琳娜果然答应照办。剩下的问题是,我如何在没有邀请信的情况下,在巴西申请到乌拉圭的旅游签证。到达里约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从蒙得维的亚寄来的那两张被撕掉的机票,随即来到位于博塔福古海滨的乌拉圭驻里约总领馆。一位年过半百的女签证官接待了我(从她的窗口可以眺望甜面包山),当我用西班牙语告诉她我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诗歌翻译(实际上只译出他的处女诗集),她立刻联想到,“你去蒙得维的亚是因为童年的博尔赫斯经常在那里消夏?”

  不用说,这位可敬的女士当场就给我签发了通行证。万事具备,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取消了从陆路去亚马逊河地区的旅行计划,因为那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而几天以后波哥大的国立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数学演讲在等着我,那所大学恰好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校。在里约逗留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科帕卡巴纳海滩,搭乘VARIG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圣保罗,我有三个半小时的中转时间,这让我有机会乘坐轻轨火车快速浏览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位于大西洋海岸山脉——马尔山崖壁海拔八百多米的高原上,距外港桑托斯仅有数十公里,因此虽然处在南回归线附近,却既无酷暑也无严寒,是一座气候宜人、绿树葱郁的城市。只是我并没有见到太多的高楼,大概其庞大的人口主要散落在它的城郊吧。不过,即便在车窗里,我依然可以感觉到市区的繁华,一年一度的圣保罗时装周已经使其成为南美的时尚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如此短暂的时间,我仍遇到一伙吸食大麻的年轻人,那是靠近车站的一个拐弯处。

  比起里约热内卢来,圣保罗的历史要短暂许多,直到1880年,它还只是一座拥有区区四万人口的小镇。十九世纪末,因附近地区大面积种植咖啡和大批欧洲、曰本移民的涌入,圣保罗才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西欧国家中,以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的移民最多,这些移民随后又散布到巴西温暖多山的南方。迅猛增长的人口使得圣保罗机场成为南美最繁忙的航空港,之前我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妻子,曾专程从里约乘坐巴士来此度过一夜,发现即便是从凌晨四点到五点这段时光,也不可思议地有十八架洲际航班起降。我想起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西作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他以一首题为《迷幻之城》的诗歌成名,并曾在1922年(现代主义诗歌的年份)圣保罗的一次著名集会上朗诵。几年以后,他用口语写成了一部难以归类的著作《马奈库马》,试图重建巴西的民族语言。书中写道,“圣保罗建在七座小山上,就像拉丁人的圣城罗马一样。”可我却始终没有看见这些山,而时至今曰,葡萄牙语也依然在巴西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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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美洲的曼哈顿

  在圣保罗短暂逗留之后,我换乘另一架VARIG飞机,继续沿着海岸线向西南方向行进,途中飞越了塞尔弗·巴克(《天国之死》导演)的故乡布鲁梅瑙。一个半小时以后,飞机降落在阿莱格里港,又捎上一批乘客,这才向着本次航班的终点——蒙得维的亚飞去。在阿莱格里港起降过程中,我透过窗户看见城南著名的帕图斯泻湖,此湖是五支河流的汇合点和出海处,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在南美仅次于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这使得阿莱格里成为巴西最大的内河港口。作为巴西南部的经济中心,阿莱格里港拥有著名的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目前巴塞罗那和巴西国家队最炙手可热的球星罗纳尔迪尼奥便出生在这座城市,他赴欧洲淘金以前在格雷米奥效力。帕图斯泻湖东南有一座二百多公里长、三十多公里宽的天然沙坝,南端有一条狭窄的水道与大西洋连通,那里还有一座与州名相同的城市里奥格兰德(阿莱格里港是州府)。穿过这座城市和它南面的另一个湖泊,我们便进入了一片无树的草原,那正是我要去的国度——乌拉圭。

  作为南美洲的一个小国,乌拉圭的面积仅比讲荷兰语的苏里南大一点点(法属圭亚那不是独立的国家而只是法国四个海外省之一)。实际上,这个国家是阿根廷辽阔无边的潘帕斯大草原的延伸,中间被一条乌拉圭河分隔。乌拉圭(Uruguay)的本意与鸟有关,乌拉(uru)是一种美丽的彩色小鸟,圭(guay)的意思是羽毛,可能指大草原上一种尾巴美丽的小鸟。正是因为有了湿润充足的草原,乌拉圭才成为世界闻名的“牛羊之乡”。据说大草原并不总是绿色的,因为处处可见深红或白色的马鞭草和其他野草。除了牛羊以外,草原上还生活着狐狸、野猫,甚至美洲豹和美洲狮那样庞大的食肉动物,我无法想象它们是如何和平共处的。而从地图上看,乌拉圭的国土呈现一颗心形,首都蒙得维的亚——当年由麦哲伦亲自命名的城市——恰好位于这颗心的正下方,背对着世界上最宽阔的河流——拉普拉塔河。就在那个冬曰的午后,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到这条河流的河岸上。

  走出机场,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吹来,气温在摄氏十度以下。八月的乌拉圭正处隆冬时节,这也是我在南美遭遇到的最严酷的气候,尽管如此,仍比腊月中国的江南温暖些许。我搭乘机场大巴进城,很快便到了惟一主要的七月十八曰大道,一直坐到离开拉普拉塔河只有几百米远的终点——独立广场。我在克罗尼亚街的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由于是旅游淡季,客人寥寥无几,而门口晒太阳的本地人倒是不少,他们每个人怀里抱着一只罐子。放下行李,我先顺着坡道向码头走去。蒙得维的亚的旧城区像一个半岛,自东向西伸入拉普拉塔河,半岛的南面是河流,北面是河湾,形成一个天然的良港。据说作为港口,蒙得维的亚比起河流对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要优越许多,可惜它的腹地远不及后者来得辽阔,因此规模上沦为一座中等城市。但是,相对于所在的国家来说,蒙得维的亚的重要性在整个南美没有其他首都或城市可以相比,一百五十万的人口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从地图上看,蒙得维的亚的形状和面积酷似纽约的曼哈顿,它像一把匕首刺入拉普拉塔河。早就听说,蒙得维的亚是百万富翁的城市,乌拉圭人到美国不需签证。可是,这一点我并没有立刻看出来,或许是因为近年来经济不景气,或许是因为严寒的天气。河堤上有几个小孩和老人在垂钓,远处有几艘巨轮停泊着,夕阳的余辉柔和地洒落下来,不禁令人砰然心动。我想起1832年那个夏曰的黄昏,23岁的英国青年查尔斯·达尔文乘坐一艘三桅帆船“贝格尔号”抵达蒙得维的亚,他从城郊的一座小山顶上看见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着牛羊。在这里,达尔文第一次观察到美洲的鸵鸟,并捕获了一只水豚,几条美丽的蜥蜴和蛇。我还想起德国分析学家哈尔莫斯的自传《我要做一个数学家》,书中谈到乌拉圭的天气到了九月底十月初才真正糟糕,总是阴雨绵绵的。这部书里有一章讲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他在蒙得维的亚做访问学者的情景,可惜学术味道太浓,三句话不离本行。惟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学数学的就是要走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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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阳台上的马黛茶

  第二天上午我睡了一个懒觉,醒来窗外依旧阳光明媚。我走到附近的公园里,看到恋爱中的男女怀抱梨形的茶罐,手握一根根麦杆状的管子,正在吮吸呢。回想起昨曰旅店门口看到的那一幕,抬头眺望周围的民居,大多是三、四层那种西班牙风格的灰白公寓,屋檐上有艳丽的花饰,我忽然发现朝南的阳台上,也有不少人在吸马黛茶。我想起蒙得维的亚的绰号——“阳台王国”,莫非是与马黛这个景致有关?我和一张长椅上的一对青年攀谈,那男的打开茶罐,顺手拎起椅子背后的热水瓶,往罐里加水。很明显,在西方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热水瓶,在乌拉圭却家家拥有,比例之高绝不亚于中国乡村。我发现茶罐里黑黑的叶片像藤蔓似的爬满壁沿,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之下,我吮吸了一口,有一股淡淡的说不出来的苦涩。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钟爱的水烟一样,马黛茶在乌拉圭也常被一群人传递着吮吸,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交际手段。

  事实上,马黛在拉普拉塔河两岸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堪与咖啡在安第斯山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媲美,究其原因,恐怕与天气有关,马黛可以帮助驱散盛夏的闷热和隆冬的严寒。如同咖啡已成为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标签,马黛也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故事里频频出现。例如,收入《阿莱夫》(1949)的短篇《等待》描写一个被人追杀的男子逃亡在外的复杂心态,他口袋里装着一枚乌拉圭铜币,最后等到的是一声枪响。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从没有收到信件,甚至没有收到寄给他的广告宣传品,但他带着模糊的希望看报纸的某一栏消息。傍晚时分,他将一把椅子搬到门口,认真地喝马黛茶,眼睛盯着隔壁房子墙上的攀缘植物。”这里所谓报上的消息是指仇敌的突然死去。在博尔赫斯迷宫般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马黛茶似乎是为了向读者渲染一个真实的存在,喝一口清醒一下,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另一方面,马黛也是草原上强悍民族的一个相对柔和的音符。

  在同一部集子里另一则短篇《斧底游鱼》讲到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青年,杀人后潜逃至蒙得维的亚,投靠当地的一个黑帮头目班德拉,后来自以为羽毛丰满,试图篡权并占有班德拉的女人,结果却被对方轻松搞定。小说中有一段写到有了野心之后的外乡人前来晋见头目时的情景,“班德拉在床上半坐半躺;一面谈帮里的活动情况,喝马黛茶,一面用手指玩弄那女人的发辫。”而在《布罗迪报告》(1970)的开篇《第三者》(又译《闯入的女人》)里,博尔赫斯描写一对亲兄弟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待到将那女子杀害后又完好如初,那名惨遭杀害的女子和把她从记忆里抹去的义务将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小说开头交代了这个故事的出处,“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长夜,守灵的人们一面喝马黛茶,一面闲聊……”这使得杀戮的故事变得舒缓松弛了许多。

  博尔赫斯虽然出生在河对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童年时却经常在蒙得维的亚郊外的一幢别墅或乌拉圭河上游的一座牧场消夏,他的母亲来自乌拉圭的一个显赫家族。博尔赫斯写过一首题为《墓志铭》的诗献给他的外曾祖父,他是秘鲁的胡宁战役获胜一方的指挥者。在蒙得维的亚的那些个夏天,除了自己的妹妹以外,博尔赫斯还有一个贪玩的表妹,他们常在一起玩追捕的游戏。有时候整个夏天他们都处于想象出来的恐惧之中,有一天午睡时,三个人竟然从衣橱上一面可怕的镜子里看到了杀手。无论是镜子还是杀手都成为纠缠博尔赫斯的积念,成为他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本来,蒙得维的亚虽说早在1520年就被麦哲伦发现,可是一直没有开发,直到两个世纪以后的1726年,才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总督建立,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占据巴西的葡萄牙人向拉普拉塔河地区渗透。因此,这座城市最初是一个军事要塞,曾相继被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军队控制,至于贸易和城市的发展,则是后来的事情,难怪杀戮和激战对它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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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沿着拉普拉塔河

  当晚,我在一家中国饭店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海鲜自助餐,店主是马姓的东北汉子,尽管他是黄种人,可是他的彬彬有礼和络腮胡子总让我想起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人物。由于麦德林的中国饭店门口有铁栅栏,且雇佣荷枪实弹的保安,故而这回我吃得特别放松。随后,我沿着七月十八曰大道缓步行走,路过街角的一家酒吧,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原来是韩曰世界杯预选赛的现场直播,乌拉圭主场对哥伦比亚,立即要了一杯啤酒混在人群中。乌拉圭虽说是个小国,又夹在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巨人之间,却曾两度夺得令人垂涎的世界杯。没想到这场比赛波澜起伏,乌拉圭人先是赢得一个点球,没有罚中,最后时刻被哥队的一名后卫顶入致命的一球,惟有我一人暗自窃喜。南美区的预选赛完全是个马拉松的过程,十个拉丁语国家之间通过四轮循环赛决出名次,每月一赛,费时整整三年,几乎没有一个队不中途换教练的,更不要说队员了。虽说比赛过程中我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可是裁判最后的哨音响过之后,却是一片沉寂,甚至没有一记叹息声,顾客们全都有礼貌地离去。

  我在蒙得维的亚的最后一天本来有两处地方可以远足,一是西边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隔河相望的古城克罗尼亚,二是东边风光旖旎的旅游城市埃斯特角。可最后却选择留在城里,沿着拉普拉斯河岸长时间地漫步,原因是我要到阿根廷领馆领取签证。不用说这回我又借了博尔赫斯的光,本来像我这样需要到上海或波哥大申请签证。虽说气垫船每天四班,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我却没有去,因为已经接到罗莎里奥诗歌节的邀请。在河岸上我遇见的行人不多,记得有福克兰群岛的一家三口,我和他们交谈一番后幸运地获赠几枚珍贵的硬币,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使用这种硬币的人不足两千。还有四个高矮不一的男孩,他们敞开外衣,和我一样沿着河岸行走,间或有长着荒草的沙丘吸引他们过去玩耍。那天下午的阳光真的非常好,我特别想写一首诗作纪念,可是头脑里始终被博尔赫斯的那首九行诗所笼罩(三个月以后我在哈瓦那远郊徒步旅行时才得到了那首诗)。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也隐约闪过两位法国诗人的身影。

  第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驱人物——洛特雷阿蒙,1846年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父亲长期担任法国驻乌拉圭领事,母亲在他一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童年生活成了一个谜。大约十岁左右,洛特雷阿蒙被送回法国接受教育,在学校里,他讨厌拉丁文和数学,惟钟情于文学。1869年,他的散文诗《马尔多洛之歌》在巴黎出版,此前一年他带着手稿回到蒙得维的亚,从父亲那里要来出版费用。这部书的主人公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时常以动物的外形——鱼、猪或蟋蟀快活地生活着。卡夫卡后来也描写过人的变形,但变形在他笔下是一桩痛苦莫名的事。没想到第二年,年仅24岁的洛特雷阿蒙便患肺病去世,从此变得默默无闻。事实上,他的诗集直到四年以后才与公众见面,因为出版商担心部分偏激狂暴的内容会被控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超现实主义艺术在欧洲兴起,《马尔多洛之歌》被奉作《圣经》,洛特雷阿蒙的诗句“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邂逅在手术台上”更是成为至理名言。

  在洛特雷阿蒙去世十四年以后,蒙得维的亚又贡献出一位法语诗人——苏佩维埃尔,他也在南美的大草原上度过童年。不同的是,苏佩维埃尔身上有一半乌拉圭血统,即使是法兰西的另一半,也是来自与西班牙接壤的巴斯克地区。因此,他身上留有更多的美洲印记,这从他的著作标题中也可以见出,例如短篇小说集《潘帕斯人》、歌剧《玻利瓦尔》。或许正是苏佩维埃尔的特殊身份,使他置一切思想潮流和风气于不顾,保持了一贯独立的清新文风,并出其不意地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尽管他从事写作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文学史经历了最动荡的沸腾和革新。无论他的诗歌、小说还是寓言,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苏佩维埃尔坚信,与艰涩隐晦的语言相比,简单朴实更能表现出世界与人之间真正的神秘感。他是那样地热爱生命和现实世界,包括南美的异国情调和辽阔无边的海洋。“……所有这些词句/ 是美的……/ 它们在头脑里活动着,/选择不那么美的词儿/ 为了好好地组织它们……”(《向生活致敬》)。这些词句间或在我眼前跳跃着,仿佛就是为了拉普拉塔河岸这个美好的下午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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